中新網蘭州1月27日電 (南如卓瑪)記者日前來到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,一進門便看見很多學生在忙碌著掛壁畫,鄭炳林先生背著手指點高低。隨後,他領記者穿過樓道,進入他的辦公室,大大小小的裝裱壁畫挨牆放滿了一個走廊。
  記者挨著文獻書,坐在沙發上,鄭先生為自己搬來一個凳子,與記者正對面坐著,這位敦煌學界赫赫有名的研究專家卻顯得有些拘束。為緩解鄭先生的略微緊張感,記者拿出提前準備好的採訪提綱遞給他看,他手扶了下眼鏡,仔細看完,順手放在了後面的書桌上,微微一笑,眼神里頓時充滿神采。
  “沒有伯希和,就沒有中法敦煌學”
  “談法國敦煌學,就離不開伯希和,沒有他,就沒有法國敦煌學。沒有伯希和,中國的這些文獻也流傳不到法國。”鄭先生開門見山的說,當然,在中國學術界,對於伯希和的影響是褒貶參半的。
  “畢竟是他把中國文物盜竊走的,但是他跟斯坦因、華爾納等學者區別很大。伯希和是一個漢學家,他對中國學者是有友誼的”,他說。
  鄭炳林,陝西省黃陵縣人。1956年7月24日生,1982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並留校任教,從事歷史文獻學(敦煌學)和中國曆史地理學的教學和研究,風雨無阻業已三十餘載。鄭先生現任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,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同時,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,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、《敦煌學輯刊》主編等職位。
  “最初接觸敦煌學,對法國敦煌學是首先要瞭解的。法國在敦煌學研究上一直處於歐洲領先地位,他們很多研究成果登峰造極”,談起法國敦煌學,鄭先生贊不絕口。他說,伯希和自1906年開始探險中國三年,是從新疆進來,北京離開。斯坦因等外國學者拿到文獻後對中國學者絕口不提,但伯希和把文書拿走後,留了一部分精華,同時,部分精華在北京六國飯店展出,中國學者聽說這批文物之後去他那裡看,他也沒有拒絕。
  據悉,1906—1908年,伯希和從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餘捲5—11世紀的漢文、藏文、回鶻文、粟特文、於闐文、吐火羅文、梵文寫本與其他大量中世紀文物,它們成了法國研究西域和絲路的珍貴資料。
  “中國學者羅振玉、曹元忠等老一代學者做敦煌學,是從伯希和那裡看到這批文書開始的,”鄭先生說,沒有伯希和把這一批文書拿到北京展出,就沒有中國學者對敦煌學的研究開始,也不可能知道這批文書的存在。
  鄭先生說,在伯希和到達新疆之前,多國探險家也至於此,但是這些人直到那時仍未考察清楚,究竟應該將塔里木文化歸屬於哪一種文明。而老牌殖民主義和尤為註重文化的法國卻姍姍來遲,雖然其他國家捷足先登,但是伯希和到此才真正解決了這些問題。
  他說,伯希和沒有進行資料封鎖。“我想,他是從國際性的眼光看的,而且是很友好的,中國學者羅振玉、王國維他們看了這批文書之後受到刺激,才真正瞭解敦煌文獻的價值,才不遺餘力的到處跑,想瞭解敦煌文書的價值,才迫使清朝政府把最後一批文書運到北京。如果沒有這一次展出,在斯坦因、伯希和拿走之後,俄羅斯的鄂登堡再拿,可能那批文書就毀壞完了”。
   王重民時代的中法敦煌學“開放發展”
  1920年,民國政府派遣向達、王重民前往歐洲調查敦煌文物。向達去了英國,王重民到了法國,遇到的情況完全是兩回事。“王重民到法國是一路綠燈,他要看那一塊都能看著,而且法國學者謝和耐、戴密微這些頂尖級的漢學家,對他非常客氣,所以是不保守的。”鄭先生說,中法這方面實際上是雙方面的促進,一方面王重民在法國看到了敦煌文書,工作順利完成;另外一方面,法國的漢學,以王重明先生在那也得到了很大的幫助。
  據悉,戴密微先生寫的《吐蕃僧諍記》,就是當時王重民先生的建議之下撰寫。
  “在他撰寫成功後,戴密微在法國漢學研究地位,稱為研究東方學的泰斗,這本書在世界敦煌學史上評價很高,每一條都可以成為一個大‘百科全書’”,鄭先生說,選題是王重明先生給的,利用他的知識幫助戴密微做的,所以法國漢學界的發展,從另外一方面說,也得到了中國敦煌學界的幫助和全力以赴的支持。”。
  “法國漢學研究、吐蕃文研究等多領域都世界領先。他們的研究不論在哪個領域,能占領學術界的頂尖地位。”鄭先生說,法國研究漢學界的宗教民俗文獻,如占卜文獻難度很大,但法國學術界研究後就占領整個領域的制高點,這種成果是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。
  1978年後中法敦煌學合作進入“新時期”
  “1978年以後,中法敦煌學的交流關係更為密切。”鄭先生說,法國開始辦“敦煌石窟藝術節”特展等活動。另外,法國敦煌學者積极參加中國敦煌學學術會議,還有中法聯合舉辦學術討論會。
  1979年,利用伯希和百年誕辰的機會,巴黎國立圖書館組織了“中國和高地亞洲的寶藏,伯希和百周年誕辰”的展覽。1983年,在巴黎植物園舉辦了由中國敦煌研究院組織的“戈壁沙漠中的中國壁畫、植物園中的絲綢之路”展覽。1994年,在航海博物館舉辦了有關辛伯達航海東游的展覽。1995年10月,吉美博物館、羅浮宮學院、敦煌研究組聯合舉辦“西域—佛陀之地”展覽。
  2004年,中法建交40周年,中法互辦文化年。北京召開“粟特人在中國”學術研討會。“這在世界上是影響很大,粟特人是國際性民族,三國到唐代,粟特人沿著絲綢之路經商有聚落,研究這塊粟特人就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,此次會議上,世界頂尖敦煌學研究者都來,中法文化在這一時期進入新的階段。”他說。
   法國敦煌學繼承“後繼乏人”令人擔憂
  談起法國百年來,對敦煌學文獻的保護,鄭先生說,保護可以說是好的,當時在表層做了一層絲網膜,在當時來說是最好的。但絲網膜貼上後,影響看的效果,所以現在他們正在揭,“所以究竟如何保存最好,也是我們一直研究的問題。”
  法國漢學界戴仁於1986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圖的《馬可﹒波羅的絲綢之路》,書中搜集了13世紀以來西方有關中國圖畫、素描畫和繪畫,均為稀世珍品。
  而另一位法國敦煌學界的泰斗拉露小姐,自學成才,終身未嫁,研究敦煌學中的藏學,編寫《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》,至今仍是法國最有權威的藏學著作之一。
  隨著法國一些敦煌學專家年老或去世,敦煌學後繼乏人。2008年7月9日,法國科學院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,研究工作對法國人的吸引力持續下降,法國的研究工作將面臨“後繼乏人”的窘境。
  “現在法國敦煌學界擔憂是後繼乏人,目前只有法國圖書館人員蒙西從事這塊工作。蒙西退休後,誰來接任還沒有確定。”說到這,鄭先生看起來有些沮喪,他說,法國最大研究機構法國科研中心,多數漢學家現年事已高,特別是敦煌學家,如遠東學院很多研究者,也是年齡已大,後生還沒接任上來,這是很大問題。
  作為研究三十餘年敦煌學的專家,鄭炳林先生不遺餘力的奔波,“敦煌至少去過四五十次,”鄭先生說,中國學者常書鴻等一大批“敦煌保護神”為敦煌的保護、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。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,中國敦煌學研究早已改變了落後面貌,而法國等國外傳統的敦煌學研究重鎮後繼乏人。他認為,在“時過境遷”之後,我們應該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態來對待敦煌,對待敦煌學。(完)  (原標題:蘭州大學敦煌學教授講述中法敦煌學的“開放發展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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